北京，一位病人在针灸（图：Justin Jin/Panos）
在中国重庆，25岁的张明绢（音译）到医院里做完中药注射不过几分钟，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她本来只是有点发烧，但是想要用有吸引力的中药与见效更快的注射结合的技术。现在，她感觉自己快死了。她昏倒了。
张明绢醒来的时候，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告诉她：注射进她体内的那一针里，混合了草药和没有标签的抗生素。她对此起了过敏反应，被急救回来。后来，医生建议她最好坚持使用热水和阿司匹林。
传统医药和现代医院、伪科学和抢救生命的治疗混合在一起，看上去也许有点怪。然而在当代中国，中医不是私人爱好者、精神导师或江湖郎中的天地。中医已经制度化了且被纳入了国家的医疗体制，在大学里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并且由政府管理。2012年，除了正常的预算外，中医机构和公司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亿美元资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整体而言中医是一个六百亿美元的产业。
在药店里，中药和西药一起摆在柜台上。药店雇员们往往分辨不出它们之间有多大不同；他们也不会告诉病人他们吃的是中药还是西药。12%的全国医疗保健服务是由中医院提供的，不过这个数字也包括中医院里提供的西医治疗。
在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家中医院和一家中医学院。民间药铺看上去像炼金术士的洞穴那样乱糟糟的，但是制度化了的中医院里，雇员们和经理们穿着白大褂东奔西跑，看上去很干净、很有序、很科学。绝大部分中药以锡箔纸包装以及亮晶晶的胶囊形式出售。
然而，中医治疗手段的理论内核本质上是前现代的。传统中国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不同元素、程序和液体互相作用构成的。元素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和气（生命力）互相作用。每个元素在人体都有相对应的部分：比如，火对应的是南方、红色、热力、心脏和舌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像镜子一样反映着大宇宙。大宇宙的宏观设计又反映在每个人的身体上。
疾病的产生是由于过多的风、火、寒、湿、干、热等扰乱了元素间的平衡。自然界中有象征性的线索，让我们可以找到治疗的手段来让人体恢复平衡：心形、手掌形和阳具形的植物可以用来治疗心脏、手和阳具的病患。动物体内也有验方。我们可以从老虎的骨头中汲取其咆哮的威力和从公牛的胆结石中获取其力量。盖伦医学[1]的四体液说[2]或者修道院植物标本馆的原则对于中国的医者来说不会太陌生。达芬奇笔下的维特鲁威人[3]，四肢伸展着，身体里浓缩着宇宙的比例，如果放在中国医学经典里面似乎也不会不相称。人类一直在寻找规律，寻找他们在宇宙中的投影。
这些理论虽然美丽而复杂，但是它们并不能解释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那种随意性导致的人体内混乱的现实。人体不是宇宙现实的镜像，就像人体不是一台设计完美的机器一样。人体不过是一次笨拙的即兴创作，充满了无用和多余的部分。传统中医理论存在的问题，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占星术和其它前现代科学中发现的问题一样（用15世纪哲学家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4]的话说）：“这个理念非常漂亮，但是却不自然，也不真实。”和体液说一样，同样无法测量的阴、阳、气，以及人体的“经络”，属于灵性和心理的范畴，而不是科学探索的领域。不是说这些概念不真实，而是说这些概念不能成为生物学理论可靠的基础。
尽管传统的医学理论不能描述人体的现实状态，它们在其它方面依然有意义。认为疾病也许是人的生活欠缺某种平衡的症状这一看法能够激起强烈的共鸣。西方文化依然充斥披着各种不同的外衣的灵魂概念；但是它和气一样，不能被测量；不过也不能被轻易抛弃。罗伯特·伯顿[5]1721年出版的《哀伤症的解析》就充满了体液、占星术和魔鬼，但是这本书依然富有智慧，充满对我们今人和伯顿同时代人心灵的洞见。
中国古代医药领域的作家和思想家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洞见依然很有意义，并且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其它中国过去重要文献的钥匙。正如学习莎士比亚的人需要理解盖伦医学一样（在《驯悍记》[6]中，易怒的彼特鲁乔谈到和他一样反复无常的新妻子时说，“我会克制住她疯狂和顽固的体液。”），学习中国经典作品如《红楼梦》（1791年）的人需要理解中医。但是，这些洞见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行医，或是帮助我们善待自己的身体；它们却不能成为科学的基础，也不能成为可重复的治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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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中医的理念充斥于普通中国人关于健康的看法中。某些人强烈捍卫着中医。即便你是中国文化的圈内人，反对中医也会让你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在社交媒介网站豆瓣网的“anti-TCM中医皆祸害”小组，网民贴帖子分享大家庭内部的激烈纷争。坚定反对中医的吴梦（25岁）说：“我非常喜欢（广受欢迎的科学十字军战士）方舟子的书。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看出中医不过是垃圾，一点也不科学。然而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也会相信中医。我的男朋友在金融业，特别聪明，但是他有一大抽屉树皮草根这类破玩意儿。我母亲是（西医）医生，但是他们都认为我反对中医是出于逆反心理，我终究会回心转意的。”
在公众层面上，反对中医的代价很高。现年56岁的张功耀，1974年开始学习中医，那时候他是一个“高中毕业后种田的。由于文革，我失去了有保障的未来。于是我学习和实践中医寻求出路。”多年后他对中医失去了信心，特别是中医的体制。他成为湖南中南大学哲学教授，专攻医学史。2006年，他在网上发起了把中医从政府运作的医疗系统中除名的签名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得到了一万多人的签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斥之为“闹剧”，指责张“无知”。
张功耀说，“从那以后，我承受了从政府、大学和现存中医药机构来的很多压力。我不能自由地发表论文；正常的晋升和涨工资的机会没了；有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给学生上课。” 在中国，任何人不管在哪个领域挑战任何一个政府的体制，得到像张功耀这样的待遇并不稀奇。问题是：当中国的近邻如韩国和日本国内的传统医学被边缘化之际，为什么中医在中国的民间和官方依然保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
中医的制度化并非不可避免的事。这里面有中国与西方接触时备受打击，有三十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早期的人民共和国政治上的需要。和世上许多传统如苏格兰短裙和圣诞树一样，中医这一传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年轻的多。
直到19世纪，中国仍不存在什么“中国”医学，而只有医学。这包括了一种兼收并蓄且常常变化中的各种治疗和实践，往往可以追溯到古代医药典籍，比如《黄帝内经》。但是当时的医学也愿意实验和革新。就像欧洲医学一样，它也能够注重实证和心怀好奇：比如《内经》强调了了解病人历史的重要性。尽管思想在欧洲、印度、中东与中国之间通过丝绸之路双向传播，中医与欧洲中世纪医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恐怕不全是齐头并进的。
当中国医生们首次接触到西方医疗理念时，他们作为好奇的同行，愿意让步、承认新来的人有些地方是对的，同时看到其它一些治疗法和理念落后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病人看中医恐怕比看西医要强些。说不上来哪个更有效，但是至少中国医生不会用没消毒的工具给你开膛破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体内干预的蔑视。
然而，在微生物理论、麻醉学、公共卫生等革命性学说改造之后，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安：两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1856年至1860年）带来的羞辱：外有强敌威胁，内部腐朽堕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挣扎着要找到出路。一些人认为要回归到昔日的辉煌，另一些人认为要引进更先进的方法来替代旧的。
1900年中国政府修订了文职人员考试的试卷，其中一题是：“具体说明西洋的那些方法原本出自中国”，另一题则是：“说明为什么西方科技研究日益精湛和准确。”
1890年，清朝学者俞樾[7]发表了一份全面的、激烈的对中医传统的抨击——《废医论》。其时他的妻子和孩子先后病逝。1896年，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眼看着他的父亲病逝，而家财被浪费在日益昂贵且罕见的传统治疗方法上。他后来在日本学西医，就是出于对中医的看法——“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鲁迅最阴暗的小说之一的《药》（1919年）里，他描写了一个中国家庭不顾一切地要从一个被处决的造反者的血液中寻找神奇的灵药的故事。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对于公共卫生事业更为重视，认为它是中国复兴的重要组成。强健的国民意味着强大的民族、一个不再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国民党政府因此需要组织和规范医生们。然而此时，中医和西医都已经形成各自的协会，都对于自身的重要性非常敏感。1929年，卫生部提议要全面废除中医，中医行业呼吁全国性的罢工，关闭药店和诊所。结果，政府只好成立了两套不同的、平行的机构，一个叫“中医”，一个叫“西医”。尽管政府在1929年曾经提出要废除中医，但是1935年的时候，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对西医和中医一视同仁”。
1949年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保留了这一法律结构。尽管毛主席无暇顾及中医，曾经把中医批判为“马戏团的小丑、蛇油推销员或街头小贩”。但是在一个被战乱搞得满目苍夷的国家来说，中国当时奇缺医生。这时候，数量众多的传统医者，以及已经存在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就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是共产党政府发明了“中国传统医学”一词，且在1954年正式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后几年又建立了许多新的中医大学和机构。中医自此被正式剥除其显而易见的”迷信”成分，比如占星术和颅相学等。政府的鼓点不停地落在“科学化”上，相信这一无奇不有的传统医药能够被系统化成为与“西医”有别的民族性的理论，甚至能够把它纳入更广泛的医学理论范畴。
制度化使得中医躲过了文革浩劫，以及之前对传统文化的清洗。在一个几乎每一种传统的东西，从宗教、音乐到文学都被付之一炬的年代里，中医却有着意识形态的和政府的保护伞。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系统之外独立行医或流动行医的人依然被羞辱被送进监狱；一些著名教授因为他们解放前的行医而脸上无光。和所有其它学校和大学一样，中医大学自1966年起关闭了十年，好让学生们自由地参加“革命斗争”。但是中医的倡导者们不再强调其“传统”部分而是突出其“中国性”，利用当时人们热衷的所谓“群众的科学”的概念度过了难关。
23岁的希希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生。鼻梁上架着一副粉红色眼镜、外面还有一副粉红色面罩的她是这样解释自己学习中医的决定的：“我生长在山东，孔子思想的诞生地。所以我总是对孔子的思想，以及传统中国文化感兴趣。我喜欢‘一件事和百事相关’的想法。我的父母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机会探索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对我这么做非常支持。” 对于希希，以及许多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医代表了一种文化传承，对于寻找过去的人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中医今日广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生存能力。除了中医之外，传统中国文化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被粉碎了，有的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中国整整一代人（也许还不止）都找不到方向。那种空虚感，那种被掏空了的感觉，依然在当代中国回响着。
* * *
尽管经济增长规模巨大，中国依然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国家，特别是当它考虑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时。对中医的信仰是一个安慰性质的民族神话：西方人也许发明了现代医学，但是我们中国有同样好的东西！这样一种自豪感混合进了中国人纯粹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有两次，有人对我说：“西方人不相信中医的原因是：中医只对中国人有效。”
在一个从饺子、婴儿奶粉到河水在内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有毒的国度，中医所谓的“天然”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对一个学习针灸的学生说：科学能够分辨出草药中的化学成分。她尖锐地反对说，“草药没有化学成分！工厂里才有化学成分！”
抓药（图：Natalie Behring/Panos）
中医的受欢迎还有更实际的原因。如果说曾经中国有过一个和西医旗鼓相当、即便有点落后的医疗保健系统的话；今天的中国公众医疗保健的普及率在世界上排在第144位（根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虽然中医也不便宜，但是和西医治疗比（特别是考虑到手术或扫描技术等）还是要便宜得多。对于中国的穷人来说，当西医对他们关上大门之际，中医或民间医药给了他们希望。灶头一锅沸腾的草药也许不能治愈一个白血病患者，也不能替代昂贵的透析，但是总是让人有些微的安慰：总算做了点啥。
中国公众对于西医的医生存在不信任感，并且有着正当的理由。首先，西医系统里医生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水平低得惊人。中国医院里只有15%的医生真的有医学博士学位，另有20%到25%的医生只有硕士学位，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在医学或生物学领域工作的人只有本科学历。由于中国的医生工资严重过低，贿赂现象非常普遍。医生让病人进行昂贵的治疗和购买高价药物、甚至假药的现象也很普遍。公众的愤怒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网络上有人对病人因为费用纠纷而杀死医生的事件拍手称快；2006年，四川广安一家医院被群众冲击和破坏，起因据说是这家医院因为爷爷没带现金而拒绝治疗他吞了杀虫剂的三岁孙子。
除非你付高价或者动用关系，中国医院的治疗简直就是充满了官僚作风、排队等候和争取医生关注竞赛的一场噩梦。几年前，我因食物中毒到北京一家中级医院就诊。看病先要到主要窗口缴费，拿到一个在另一层楼办公的医生的名字；到那里去找他，再缴费，和医生谈了两分钟，其间其他病人在我和医生之间推推挤挤、嚷嚷着要看病；去见护士抽血，再缴费；拿着化验报告去检测中心查看结果，再次缴费；拿着一瓶血样回到医生那儿，挤过其他病人；医生开了一些药，让我在医院走廊里一个硬塑料座位上打了三个小时的点滴。当然还得再缴费。
和这种情况相比，看中医和在西方看替代疗法[8]的医者很像。你可以见到一个和蔼、亲切、很可能相当有智慧的人，你可以花上半个多小时和他谈谈你的健康、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压力，然后他会给你一些饮食、照顾自己方面明智的建议、最后还可能给你一点精神上的指导。
虽然在制度上、文化上和群众中有很多支持，中医一直在西医富有竞争力的锋芒威胁之下。除了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会用中医来治癌症之外，我访问过的中医都说：如果是重病，有可见的和急性的症状的话，他们都会建议病人去看西医。在北京中医医院存在大量的西医疗法。在长期性背痛、偏头痛、持续性疲劳这类西医薄弱的地方，中医最为擅长。这类难以捉摸的病痛，大部分医生在找不到直接的原因（比如肿瘤）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摊开双手，对病人进行一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的建议。但是和中医不同的是，循证医学[9]的进步是突进的和确定的。
几十年来，勃起功能障碍在中外中医市场都占有重要份额。但是自从零零年代初伟哥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医市场迅速萎缩。2005年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调查的很多中医病人都转而使用伟哥，虽然他们依然坚持到中医那儿看些小毛病。与此同时，曾经最为昂贵的验方——海狗鞭的价格急剧下降。
然而有些做法在过去三十年里甚嚣尘上。其中一些做法在农业的、前现代社会的背景中虽有道理，但在今天和一种现代性混合起来、伪装成医学上的必须之后会导致危害。比如中医坚持的所谓“坐月子”，让妇女产后卧床休息41天。在田园社会里妇女要干大量的农活，这种做法是为了预防感染，以及保证妇女不致被迫过早回到体力劳动的方案。西欧也有类似做法，比如从圣经中而来的“女子感谢礼”[10]，教堂祝福分娩四十天之后的妇女，后来在19世纪演变为“卧床”或“闭门不出”。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妇科医生得知不动有形成血栓的危险，于是放弃了让新生儿母亲闭门不出的做法。而在当代中国，这一做法更为发扬光大，不仅是那些从中医假说而来的种种禁忌，比如母亲不要碰冷水、吃生食等，而且不相信这一套的人还被癌症的幽灵恐吓。我之前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事含着热泪告诉我，“我母亲没有坐月子，结果仅仅15年后，她年纪轻轻就死于癌症。”对于现代性的恐惧也潜入进来：新生儿母亲被建议要避免冲澡和看电视。
另一个死灰复燃的疗法就是所谓的“中药注射”，也就是本文开始时让张明绢成为受害者的那种疗法。把草药所谓的疗效和让人安心的针头结合起来，能给人以双倍的安慰。这一做法是八十年代政府在推广中医时大力提倡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范民生（音译）说，“那时候，在把那些中药注射剂投放市场之前，他们并没有按照西医药品的检测程序进行检验。” 2012年，根据中国当局的数字，中药注射导致了超过十七万例的药物不良反应。
事实上，中医最害人之处在于其副作用，以及中医药行业和医生个人在让病人了解副作用上的失职。中医经常声称自己或者比“西医”较少副作用，甚至根本没有副作用。前一种说法说到底未经证实，后者则是彻底的谎言。尽管如此，有经验的中医往往口若悬河散布这类谎言。莎拉•纳什是以色列一位老奶奶，最近在香港花了一周时间看她的长期性背痛。尽管她身体出现肿胀，给她开一大堆草药的医生仍然坚持说：那些药不仅没有副作用，而且也不可能有副作用。
实际情况是：西医医院经常在处理病人使用中医药的副作用。北京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大夫说，“我每周至少有一个病人是使用中药出现副作用来看病的。”我亲眼目睹一个朋友的脚在使用中药之后肿胀到怪诞的地步，就好像电影《异形》里面的特效。结果，他不得不在一家西医的医院卧床两个星期之久。我的同事凯斯•那迪腹泻后喉咙和胃部出现部分麻痹，她看中医的结果是无可名状的痛苦。最终她把药全吐了出来。
如果碰上挂着中医招牌的彻头彻尾的骗子，更糟糕的情况也有。因杀人罪被判刑的胡万林在狱中于1993年开始行医。1997年出狱后，他在陕西和河南两地创办医院。他的验方，包含致命剂量的芒硝，被怀疑仅在陕西终南山医院就害死了146名患者。1999年他终于被捕，被判15年有期徒刑，眼下在服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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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英国政府相较，不出所料且可耻的是：中国大陆政府对于中医治疗的风险或毒性极少发出警报。仅以过去四年的几个例子：安神补脑片，用来治疗失眠，里面水银含量是大陆法定标准的55倍。正天丸，治疗头痛的常用药，内含大量附子，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心悸和肾衰竭。据中国政府批准的行会——世界中医药协会联合会说，中国中医药产品超过60%以上不让出口。
根据英国和美国的研究，30%到35%的中药包含西药成分。北京一位深思熟虑的中年药剂师在我面前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西药能够让病人迅速缓解症状，但是中药能够治疗病人的长期性病症。”
但是，这位药剂师不能准确地说出他售出的中药中有哪些西药的成分。在中药里，西药的成分都不标明，还往往使用超标的剂量，或者和某些本该通过处方才能购买的药物混合在一起。最常见的如各种止痛药。中药护肤霜中通常包含有功能强大的、对儿童有害的类固醇。为了重新夺回市场，人们发现：中医勃起功能障碍的产品中包含了伟哥竞争对手犀利士（Cialis）常用剂量的四倍。
中医寻求灵药的做法还对亚洲野生动物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医机构已经正式反对使用濒危动物入药，但是这种做法在那些应该有知识的人们中依然存在。2003年，我带着一群中国和尚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参加一个佛教与环境的研讨会。他们到达的当天，一个和尚把我叫到一边，诡秘地问我，“我们到哪里可以买到动物？老虎、老鹰、蛇?用来入药！用来治病！”
中国官方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进一步“科学化”。政府给中医部门的钱大部分流入“科学研究所”，每年有数百份中医实验报告发表。但是就像反对中医运动的发起人张功耀说的，“所谓的中医科学化已经进行了八十年之久，依然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一些研究人员希望有机会向政府多要点钱，这时候科学化就很好用了。”
但是科学的、甚至“科学化了的”治疗方案怕是不能像中医那样满足人们情感上的或象征性的需要。熊胆中的有效成分——胆烷酸早就被分辨出来且合成制药，证明是治疗胆结石的有效手段。然而中国大陆成千上万消费者依然坚持要购买昂贵的熊胆制品。这种制品需要费力地从活着的熊的胆囊中取出来。这些消费者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的支持。王国强在2012年错误地宣称：世上“尚不存在”活熊取胆的替代品。此外，对于中医药的消费者来说，熊胆带来的熊的力量和“天然”产品的神奇联想比药物的实际效果更为重要。
真正的证据将要求中医实验严格性的大幅度提高。谈到研究的方法，我本人最多不过是一个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罢了。但是直接阅读中医实验报告时下面这样的句子：“我们把对照组的人数设在实验组人数的一半，因为不提供给人们有效的治疗是不道德的。”还是让我啼笑皆非。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医实验报告中，负面结果几乎不存在。考柯兰协作网[11]对2009年中医实验报告的系统性审核发现：大部分实验的数据质量低下或不完整。该组织对这些实验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表示严重担忧。
在一份审核中，7422份中国中医实验使用加达德评分法[12]（一种质量检测标准）得到的平均值为1.03分（最高为5分）。当然是在排除了大量不能算是临床研究的报告之后。另一份审核，完全由中国的研究人员进行，发现在3000例中医实验中仅有4%严格使用了随机对照试验中蒙面[13]和分配隐藏[14]的方法。
埃克塞特大学[15]替代医学的名誉教授艾德扎德•恩斯特[16]说，“中医研究人员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用科学来测试他们假设的对与错，而是要证明他们的假设。严格地说，这么做等于是滥用科学。这一做法导致所有层次上的偏见，偏见程度之严重使得我们在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往往不能分辨出偏见来。”
我听说，在中国一家省立大学里有这么一件事：一名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测试一种导师热衷的特别的药物，看看能否阻止老鼠身上癌细胞的发展。结果证明：老鼠的癌症病入膏肓；而这位导师强迫该博士生伪造实验数据。
如果我们把糟糕的研究方法放在一边，中医还存在更加根本的、哲学性的问题：假如中医治疗方案或药物被证明有效的话，他们就不再是中医的，而仅仅是全球循证医学文集的一部分。就像1933年一位叫俞宪（音译）的医生巧妙地写道，“国医科学化之日，即其世界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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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使用证据的筛子来过滤浩繁的中国传统疗法——区分安慰剂与非安慰剂、辨别出有效成分、搞清楚副作用——的愿景像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工程。这个工程有可能使中国扬名于科学界，且造福全人类。但是使用严格的循证方法最终会消灭独立的中医的概念；这对于已经制度化了的中医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张功耀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无奈地说，“在中医科学化的研究人员中，多数人一直拒绝在实验成果上遵循‘西方科学规范’，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规范不‘适合’中医。中医研究人员对于排除实验中的安慰剂效果毫无兴趣。”
还有人声称：标准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能用在中医上面，因为“治疗必须因人而异”，或者在实验中“不能使用合适的安慰剂”。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循证研究人员在设计稳定、可重复的实验方面的足智多谋。德国的研究人员在2001年设计了一种“假针灸”用针，从而提供可用的安慰物。并且，已经有不少测试包含了个人化的草药治疗方案。艾德扎德•恩斯特指出，“实验设计可以做出很多调整以结合中医的几乎一切需要。”
还有一些中医人士真正在哲学上反对“西方标准”作为医学的唯一标准。但是以我个人大量的阅读，和我参与的让人沮丧到咬牙切齿的谈话来看，我尚未听到或见到有人提出过任何有启发的、合理的替代标准。
最为常见的说法是：中医就是单纯“经验主义的”，其有效性可以从经验和实践中判断。中医完全靠经验，医者的经验，个人化和地方化的经验，从师傅传给爱徒的经验。这种说法把个体医者的智慧和技能归为一种近乎神秘的直觉，而完全忽略了医学中可以测量的现实。
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经验不应该被摒弃。不论中医如何沦落，医生个人在应对和帮助病人重拾信心（如果不是治愈他们的话）方面的技能是看得见的。当我们谈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健康时，好中医个人的经验对于医生们来说是宝贵的资源：既可以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桥梁，也可以帮助他们指出日常生活中有利或不利于治疗的事实和理念。
但是，只要我们依然装模作样地认为中医本身是有效的科学理论，我们就利用不了这一资源，就像我们不能利用中医中其它宝贵的事物一样。中国传统可以很精彩。这些传统不仅可以让中国人，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医学也可以很精彩。它可以用现代方法从自身丰富的、爱实验和刨根问底的历史、浩繁的药典、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深切的关怀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两样东西都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成为站的住脚的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但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传统和中国医学两者都必须斩断它们和中医残骸的关系。
{原文作者：詹姆士•帕尔莫；原文发表于2013年6月13日的《万古》杂志}
译注
1. 盖伦医学，指的是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及哲学家盖伦（Galen, 129年－200年）的医学理论，这一理论在他生后的一千多年里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2. 四体液说（the four humours） 是盖伦推崇的学说，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期就有。它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
3. 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是达芬奇在1487年前后创作的世界著名素描，描绘了一个男子在同一位置上的“十”字型和“火”字型的姿态，并被分别嵌入到矩形和圆形当中。
4. 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年－149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其著作《论人的尊严》 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5. 罗伯特 · 伯顿（Robert Burton，1577年 - 1640年）是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他最出名的经典著作是《哀伤症的解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6.《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喜剧，它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可能成剧于1590年至1594年。
7. 俞樾（1821年－1907年），清末朴学大师。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著有《废医论》。
8. 替代疗法或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是指现代医学之外的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总称。很多传统医学被认为是替代医学；替代医学还包括诸如保健食品、食疗等非属传统医学的范畴。
9.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缩写为EBM）是统一利用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来确认医疗成效的一种尝试；可以用来预测一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关系。
10. 女子感谢礼（churching of women）是基督教旧俗，在分娩后第四十天，母亲要去教堂接受牧师的祝福。
11. 考柯兰协作网（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由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8,000名志愿者组成，目的是依据循证医学系统地组织医学研究的信息。该组织对医疗干预法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性的审核。
12. 加达德评分法（Jadad scale）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对临床试验的方法质量进行独立评估的一个程序。
13. 蒙面（blinding）是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采用的一种程序。该程序设计来防止研究对象、看护人、结果评估人员等知道采用了什么临床干预手段。
14. 分配隐藏（allocation concealment）也是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采用的一种程序。该程序设计来保护试验的随机性，使病人进入试验程序前不知道分配给他的是什么治疗手段。
15. 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成立于1855年，位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埃克塞特，为一重要高等教育机构。该校被英国报纸评选为该国20所顶尖大学之一。
16. 艾德扎德•恩斯特（Edzard Ernst，1948年生于西德）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替代医学系的教授，其职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替代医学的学术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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