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探》，百无禁忌的杜琪峰电影
2013-07-12 10:40 作者：李东然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导演杜琪峰（中）在《盲探》拍摄现场
电影《盲探》剧照
4月《毒战》，7月《盲探》，2013年才过半，杜琪峰导演已经在宣传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杜导自觉这样的效率充其量算是按部就班而已，别人都说现在是香港电影最差的时候，他不屑地挥舞着雪茄说：“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啦，大家不是都活得好好的！”
老派笔挺的西装，金丝边的眼镜，一手酒杯一手雪茄，以及满脸的轻松，杜琪峰导演告诉本刊，比起《毒战》的束手绑脚，终究是《盲探》拍得从容，甚至近乎享受。回到香港的种种便利自不必说，尤其“银河映像”从1996年至今是第17个年头。“占足了大厦里的6层楼，从构思、开会、研讨剧本、拍摄到后期剪接、配音、配乐乃至发行，都在这6层之内，既方便又节省，团队精神能充分发挥，临时想要怎样，都有最快速度的应对，前期、后期同时都在开工，每年五六部的产量并不成问题！”
拍得足够放松，常常能步行着往返于家和办公室之间。“我每天都规定自己去走路的，至少是走7公里，偶尔也从家直接走到办公室，也就是从新界走到九龙塘。绕得最多一次走了4个多小时，一路上老要和的士司机摆手告诉人家我不想搭车，每一条街每一家铺面都走得很熟，整个空间都能装在脑里，慢慢就生成了故事。”杜导说。
所以，回香港拍《盲探》，能有多少点子冒出来，就放多少点子到电影里去，竭尽趣味，不惧夸张。何况有地熟也有人熟，拍电影本身像是开派对，能把一干老友聚在一起，比如刘德华从《至尊无上之永霸天下》（1993）至今，也相识了20多年，是老朋友一般默契自在。
“故事实际还是十几年前华仔自己拿给我的，当时他从报上看了一个律师盲了以后专门翻旧案的新闻，觉得很有意思，可以改编成电影，我也很懂得华仔的意思，每个在香港的人都懂得司法的要义终究得是公平。可是我觉得，律师有什么好拍的，整部戏都站在那讲话，对白太多其实挺无聊的，不如换成警察，又可以加上动作场面，娱乐性就会丰富很多。正好就这一两年间，香港发生了好几起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罪案，有一个儿子砍了他的父母扔到海里，也有一桩杀母案也类似，这种案件总令我很有感触的就是人心无常，所谓一念是天堂、转念是地狱，这也刚好就是我们银河映像的风格，所以我就找韦家辉一起朝这个方向写故事。”
《盲探》里刘德华扮演的庄士敦，依旧是那种杜琪峰式的小人物。租住在破败的公屋里，几乎没有朋友，守着一堆陈年旧案，还一不小心就失去了领到政府奖金的机会。于浮光魅影的香港，残障人士总显得太无足轻重，何况这个庄士敦自己，对生活似是也没有更高的期待，最多不过是梦一梦旧日里钟情过的女子，吃一顿可口的食物，甚至常常还要带些小人物的狡黠。但是，有时候却又有正义凛然的英雄神采闪烁在他的眼里，尤其是在那些现实谎言的轰塌之时。
盲探庄士敦办案能力超群，用的也正是重演现场的想象法，几乎如出一辙于5年前威尼斯电影节（2007年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以压轴惊喜片亮相的那部《神探》。那部电影里，“神探”陈佳彬（刘青云饰）就是一位破案无数、能力超凡的神探，而他显然不如庄士敦这般乐活，他不仅可以看到罪犯内心的七重分裂，自己的精神也同样四分五裂，日日与想象中的妻生活在一起，甚至也如凡高一样割下自己的耳朵。因为不负众望地把人心底的“鬼”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画面上，《神探》成为近年港产电影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尤其令人心寒丧胆的是，哪怕仅仅是那一瞬升起的恶意，转眼之间的毁灭之心，心魔谁人没有？
正如那些银河映像拥趸所总结的“杜式电影定律”，刘青云的脸代表的是“杜氏作者电影”，逼仄、冰冷、幽暗，如用一把冷刀剖析着光怪陆离的香港；而刘德华则是“杜式商业片”的标志，极尽喜乐幽默，甚至是温情和浪漫。《神探》到《盲探》，冷艳的幻象的妻（张美华，林熙蕾饰演）已换作心地单纯满怀爱意的女警花，而当公认与刘德华如“三世情人”一样般配的郑秀文伴着华仔走上查案之路，自自然然就延伸出一线鬼马笑闹的曲折爱情，险途逆境也如撒了一层糖霜般闪亮而甜美。
“我拍完《神探》的感受就是，这个电影太冷，也很孤独，虽然是我们很喜欢的作品。但是到这个《盲探》，我们希望能够光明一点，轻松一点，喜乐一点。当然还是讲一些我们应该讲的东西，就像是开场那个从楼上丢通渠水的胖子，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状况，是不可无视的人的处境，只不过包裹在商业电影的框架内去呈现。我和韦家辉始终希望我们的银河映像可以不回避人心，有足够力量去探讨人的本质。《神探》有‘七宗罪’的心魔，而《盲探》里执念一定得吃芒果雪糕的‘小小敏’，还是‘逃不过’、‘放不下’的问题，但这次我们要讲得更有意思。”
甚至相对《神探》的冰冷，杜导是有意给《盲探》添了更多的人间烟火，自嘲是照着自己的模样把庄士敦拍成了个吃货。电影里，从路边的臭肠鱼蛋，店家的肉脯蛋卷，到高档餐厅里的鱼翅龙虾、红酒牛排，乃至平日家常时用来饱肚的咸鱼火腿面包、卤味伊面，庄士敦做得到时时刻刻在吃的同时享受吃的趣味，眼盲也都算不上问题。“我自己很喜欢吃！平时除了去公司、回家和抽一抽雪茄之外，也就是找家好馆子吃吃东西。《盲探》有很多吃东西的场面，其实我想表达，这个人眼睛盲了，但他对生活没有放弃，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伤残人士就允许自己吃得不好。在我眼里，当一个人对吃的东西有要求的时候，便是他对生命有要求和热情的。”
而绝大多数有关吃的场面，又都成了影片中最是笑闹喜感的部分。比如，刘德华叼着一根龙虾脚和郑秀文进行案件情景再现，杜琪峰说，反正是一干老朋友在一起拍戏，吃吃喝喝本来就很欢乐，喜剧场面大半就浑然天成。“比如华仔知道是要学我，就叼雪茄似的叼一根龙虾脚，我们都笑得喷饭。我更乐于一边拍摄一边创作，其实原因不仅是我自己的临场感，还有演员们的优秀，比如刘德华、郑秀文他们越来越厉害了，有时我故意说得模糊，只是跟他们试一下看状态如何，就惊喜地发现他们都有各自的方法，甚至常常因此我们就要调整那些计划好的镜头、台词。成熟的好演员就是他一入戏，你可以不太花心思他也水到渠成。”
何况在杜琪峰看来，“吃”也是港人情怀之一。只不过相比曾经《文雀》的拍拍停停，甚至拍完了一半又前功尽弃，隔了一年半再全班人马重来，花足3年才找到那个讲述香港情怀的故事。杜琪峰说，如今自己还是会面对旧街老巷生出些不能自已的怀旧心绪，毕竟都是些装在心里足斤足两的存在。但眼下他反而可更加轻松、更加坦然地去用镜头面对。“我个人的想法是时代就是时代。这就好像以前在北京看到最多的是自行车，现在你再看，街边的同一个位置停的是什么车，开的是什么车。当然是有很多人担心，车子太多了怎么办，但到了这个岁数我就很明白这样的道理，时代自己会走，挡也挡不住的，你只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杜琪峰说，自己并不愿意如别人，说起香港电影就莫名感伤一下，反而他希望自己把目光放得长远。“香港和香港电影给了我很多，所以如今我在香港搞‘鲜浪潮’电影节，主要是短片竞赛，参赛年龄是18到35岁，也不管你是在大学读书还是已经走上社会，只要你年龄在18到35岁我们就给你5万块，让你去拍，拍完了以后有一个展，拿奖的人可以到外国看电影节。规定是每一个人有两次机会，你今年拿了奖，明年拿了奖，那么隔一年你才能申请。我的想法是爱电影的年轻人很多，但‘做’常常是最难的第一步，那我们就从推动小朋友好奇和关心拍电影开始。”
“鲜浪潮”已经办到第九届，杜琪峰导演说，自己反而不如着手开始时那么在意成绩和效果，反而越来越相信，以后怎么样谁都说不清楚，但每一个人在他生存的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在里面。“努力放手去做”是他眼下最专一的人生准则，比如2012年转战内地，《毒战》没有放下警匪招牌，甚至涉毒又涉黑，妙的是峰回路转又不乏幽默的剧情最终还是以坏人伏法、警察正义作结，终于在壁垒重重的内地电影环境里讲圆了故事。甚至有意针对那些顽固的“合拍尴尬”做出新尝试，比如语言，索性就让香港人讲广东话，内地人讲普通话，但求自自然然；并且弱化虚拟掉所有的地理坐标符号，用好莱坞办法把空间阻隔感降到最低。至于《盲探》，则有意对照《毒战》，Cult，鬼马，又是血腥，又是爱情，百无禁忌给足看点，终究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温暖故事。
“《毒战》我们就很小心地去试试看内地究竟怎么拍‘警匪’，心里也打鼓，但转向内地也算是一种自然，就像是自然法则，哪里有阳光和水分，哪里的植被生长就会更茂盛。内地市场的今后前景毋庸质疑，香港导演迟早都要进内地去拍片的。如今内地电影市场的活力实在是很蓬勃了，我当然也在想我们银河映像的风格是不是也能在那里耍两刀呢？《盲探》确实也是这个时候有意要拍，同样针对我自己常常感到的那些问题，比如内地导演很不错，他们很努力去表达社会的问题、人的心态，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他们缺少了一些幻想，去想些不是正常人敢想的东西。我觉得电影之美好，一方面是与现实紧密相连，一方面就是无中生有，我希望《盲探》能代表香港电影无中生有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值得珍惜保留下来的部分。其实在我自己不怎么去分内地电影还是香港电影，说到底，我们总得有人先做点有意而为的铺垫积累，以后这碗羹才会大起来。”
（实习生卢冉对本文亦有帮助）
网络编辑：杨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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